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凭借其沿海与毗邻港澳的优越区位，加上特殊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吸引外资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不仅迅速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而且深化了珠三角地区跨越行政管辖界限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形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经济增长极。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出台优惠政策，外资开始迅速向长江三角洲集中，使以上海为中心、以沪宁杭为主体的长三角地区经济技术合作迅速扩大，目前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随着我国逐步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环渤海地区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并正在成为我国第三个经济增长极。环渤海地区从广义上讲，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山西四省二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中东部地区。但由于京津冀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京津在这一区域内的特殊经济地位，京津冀成为环渤海地区事实上的经济核心。现在，一省两市都在重新调整自己的定位，确定新的发展目标，加快发展步伐。

　　从北京的情况来看，《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对北京的功能定位作了重大调整，第一次把北京定位于“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而“国家首都”是其城市定位的核心。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北京明确提出要兴建新城、调整单中心城市布局、实现城市均衡发展，即新北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去做全国经济中心；要做全国的表率，但不去争全能冠军。新修订的规划还第一次将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协调发展纳入视野，强调北京在推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战略调整中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从而成为统筹区域发展的一大突破。同时，北京还第一次根据世界城市发展大势和自身优势，确立了“文化”和“宜居”的城市发展目标，以此打造城市品牌，最终通过在全球舞台上张扬东方文明古都的魅力来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在新规划对北京定位进行划时代调整之后，北京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其标志性事件就是首钢搬迁到曹妃甸，这标志着新北京要彻底调整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瞄准“高端、高效、高辐射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抢占产业结构的制高点。同时，北京的发展目光还投向更大的舞台，在城南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和产业集群，吸引大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更好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顺义则重点发展“临空经济”，即利用拥有我国最大航空港———首都国际机场这个独一无二的资源发展航空物流业、现代服务业、高科技制造业，形成临空经济圈，助推北京、环渤海甚至亚太经济的发展。

　　从天津的情况来看，“国务院关于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不仅明确提出要依托滨海新区逐步把天津建设成我国的北方经济中心，同时还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滨海新区是一个多功能、综合性的经济区，规划面积227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53公里，现有130多万人口。天津滨海新区地理区位优势明显，是连接亚欧大陆桥最近的一个东部地点，其定位是建设成为先进的制造业和研发基地，建设成中国北方的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把滨海新区的核心区建设成生态的新城区。具体地说，一是加快构建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使新区的产业层次和研发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重点是发展电子信息、石油和海洋化工，汽车和装备制造，石油钢管和优质钢材生物技术和现代医药等。二是努力打造北方的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与此同时，还要规划再建设一个40万平方米、由八个建筑组成、围绕港口和航运的外贸服务体系。

　　从河北的情况来看，省第七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目标。党代会报告全面分析了我省面临的三大历史机遇：置身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浪潮，我们面临着承接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打造新的竞争优势的难得机遇；置身我国经济社会步入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面临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难得机遇；置身环渤海地区加速崛起的发展大势，我们尤其面临着充分发挥河北独有的“两环”优势、加快自身发展的难得机遇。报告特别提出，对我省来说，环渤海地区的崛起是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一次历史性机遇，为我们把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发展的新跨越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这次党代会还把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重点，并提出加快发展钢铁、石化、装备制造三大战略支撑产业，同时大力推进信息产业的发展。

　　毫无疑问，京津冀三方从各自的实际情况与利益出发，选择各自的发展目标与路径，都属于理性决策。但由于京津冀行政区划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三方如不能做到合理配置资源、统筹协调发展，则有可能产生“合成谬误”的结果。因此，京津冀地区的协作与发展必须破除行政区划障碍，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出发，首先立足三方需求，寻求利益共同点，在三方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寻求重点突破，并逐步扩展，真正实现京津冀资源统筹利用、要素优化配置、利益合理分配，使三方的协作逐步向深层次、全方位的方向发展。

　　第一，应统筹规划，建立“渤海西岸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渤海沿岸有三大海湾，北部为辽东湾，南部为莱州湾，西部为渤海湾。与渤海湾相对应的渤海西岸共有三大港口，即天津港、曹妃甸港和黄骅港。曹妃甸港距天津港仅38海里，黄骅港距天津港也只有60海里。从地理位置来看，天津港是首都乃至华北地区的门户，而曹妃甸港则是天津港的门户。曹妃甸建港条件得天独厚，是渤海海域唯一不需要开挖航道和港池即可建设多个25万吨级乃至30万吨级大型深水泊位的天然港址。现在，曹妃甸港通港道路已全线贯通，迁曹铁路也已通车，供电供水项目基本完成，25万吨级矿石码头已经开航。可以说，在整个渤海湾西岸，曹妃甸港口在重化工业、物资流通、产品交易、能源供给等诸多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黄骅港则是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最便捷的出海口，运输成本优势十分明显，加上临港地区所拥有的宝贵土地优势，其发展潜力不言而喻。显然，这三个港口地域相近，各有优势，互补性很强，如果不存在行政区划的分割，天津港、曹妃甸港以及邻近的黄骅港本来就应该同属于一个大型港群。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形成产业集群和港口集群，才能增强整个区域的竞争力。因此，在打造环渤海经济增长极、特别是加快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应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统筹考虑，建立包括天津港、曹妃甸港和黄骅港在内的“渤海西岸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具体地说，就是国家给予天津滨海新区的优惠政策也应惠及曹妃甸港和黄骅港。在金融方面，国家鼓励滨海新区在产业投资基金、创业风险投资、金融业综合经营、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外汇管理政策、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在土地方面，滨海新区获得了“创新土地管理方式、加大土地管理改革力度”的权力，可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土地收益分配、增强政府对土地供应调控能力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在财政税收方面，国家批准对滨海新区所辖规定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区内的内资企业予以提高计税工资标准的优惠；对企业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予以加速折旧的优惠；中央财政在维持现行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在一定时期内对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予以专项补助。同时，同意在天津港东疆港区设立保税港区，重点发展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这些特殊政策扶持将使滨海新区获得极为有利的发展环境。作为北方大港的曹妃甸港及与天津相邻的黄骅港，对带动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潜力巨大、作用重大，如果获得国家的上述政策支持，必将极大地增强整个渤海西岸港口群的综合竞争实力。

　　第二，建立京冀之间产业协调机制，促进两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新北京功能定位”以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将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出现重大转变。从河北方面来说，则面临着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有利局面。在这方面，京冀双方的政府部门应建立协调机制，根据各方的自然禀赋条件，加大协调力度，促进生产要素在两地合理流动。例如，唐山、沧州等沿海地区具有发展大钢铁、大化工、大电能的有利条件，也具有发展现代化大港口的天然条件。这一优势不仅属于河北，同时也属于北京和整个环渤海地区。再如，邻近北京的廊坊、保定等地，具有承接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有利条件。这种优势已经吸引了一大批北京居民到河北的三河、涿州落户。部分北京居民“移居”河北固然有利于北京转变为“宜居”城市，但这些河北城市的发展更需要相应的产业支撑，并且本身也已具有承接和发展部分高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业的有利条件。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北京的产业向河北转移还受到一定程度的行政制约。因此，建议北京和河北在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方面加大协调力度，减少行政壁垒和不必要的政策限制。无论在产业转移方面，还是在其他资源共享方面，协作双方都不应抱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旧观念，而应该站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这个大局的立场上，按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统筹协调，实现共赢。